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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我说谢谢你|《听我说谢谢你》是如何被污名化的？( 二 )

儿歌听我说谢谢你李昕融樊桐舟


最终 ， 人们对歌曲的不满 ， 指向了创作者 。
从“谢谢你”到“对不起”在这个春天 ， 大家都对《听我说谢谢你》PTSD了 。 一首普普通通的儿歌 ， 何以至此？
大家对于《听我说谢谢你》的不适感 ， 最初是一种情感带入下的“尴尬” 。 面对儿童在核酸检测现场跳舞的视频 ， 许多网友瞬间梦回在家庭聚会上被父母强迫表演个节目的童年 ， “脚趾抓地”成了许多网友的共同情感体验 。

然而 ， 共情以后带来的“尴尬” ， 还远不至于令网友集体抵制这首歌曲 。 更深层的价值对立 ， 才是网友厌恶歌曲的关键 。
即便将场景移至核酸检测现场 ， 家长们此举的目的还是让孩子表演个节目、炫耀孩子的才艺 ， 这样的行为是属于“家庭”这一场域的 ， 讲求的也是轻松、愉快；而集体核酸检测是属于“集体”场域的 ， 讲求的是高效、严肃 。
行为与场景的不适配 ， 也就造就了价值的冲突 。 “个体”与“集体”的对立、“轻松”与“高效”的对立 ， 让网友在尴尬之上更生出抵制与反感的情绪 。 再加上 ， 对感染风险、作秀之嫌的诘问 ， 公众的不满情绪需要一个窗口 ， 而在缺乏思考的无差别攻击下 ， 创作者就躺了枪 。

事实上 ， 歌曲的创作和传播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 。 歌曲由李昕融一家创作并演唱后 ， 进入流媒体平台 。 随后 ， 歌曲如何传播、如何被诠释和解读、歌曲内涵有哪些延伸 ， 实际上都不是创作者所能左右的 。 换言之 ， 歌曲在“二创”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该由创作者担责 。
在为歌曲的不当使用而道歉后 ， 李凯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“宁愿这首歌没有火起来” ， 但是“不后悔写了这样一首歌” 。 创作者一家获得了许多网友的理解和支持 ， 他们表示歌曲本身不存在问题 ， 是滥用歌曲的错 。

然而 ， 李凯稠本以为回应可以平息针对家人的网络暴力 ， 却依旧不乏网友指责这一家人在歌曲热度下降时出来“蹭热度” 。 对此 ， 樊桐舟觉得十分无奈 ， “互联网就是这样 ， 每个人看到的内容、理解的方式都不同 ， 作为作者只能接受 。 ”
巧合的是 ， 在道歉视频发布当天晚上 ， 航天员王亚平在太空中唱了《听我说谢谢你》 。 许多主流媒体转发了演唱的视频 ， 使用的标签是#听我说谢谢你的正确打开方式# 。

樊桐舟在采访中表示 ， 这是对歌曲的一种帮助和鼓励 ， 对于他们一家而言是“一剂强心针” 。 这一刻 ， 这首儿歌冲出地球、走向宇宙 。 在高国民度的大事件的加成下 ， 民族自豪感终于给在舆论漩涡中的《听我说谢谢你》带来了“庇佑” 。
“相当于把这首歌扶正了 。 ”樊桐舟说 。
从“反感”到“反思”尼尔·波兹曼在《娱乐至死》中写道 ， “在这个时代 ， 严肃的公众话语和娱乐之间存在的分界线已经荡然无存 。 ”
在他看来 ， 在电子媒介勾画的世界里不存在秩序和意义 ， 再残忍的谋杀、再具破坏力的地震、再严重的政治错误 ， 都在娱乐化的倾向中稍纵即逝 ， 很快就将被引人入胜的球赛和音乐会所取代 。 在这样的环境中 ， 媒介不再提供信息 ， 而是提供情绪 。

在新冠疫情这样的国民性议题面前 ， 我们应当很欣慰地看到在社交媒体上理性的回潮 ， 没有像波兹曼的预言一样用娱乐消解苦难 。 从《听我说谢谢你》手势舞带来的质疑 ， 到全民叫停一场载歌载舞的抗疫晚会 ， 当娱乐化的内容裹挟在更为严肃的社会性议题之中 ， 网民们自发地调整了注意力的分配 ， 将关注点放在更重要的内容上 。
然而 ， 这种理性始终还是有限的 。 公众很快就将一切推向另一个极端 ， 对《听我说谢谢你》的创作者提出了荒谬的“道德要求” 。

这不禁让人联想到 ， 1993年的民众对摄影师凯文·卡特作品《饥饿的苏丹》的质疑 。
人们痛斥凯文没有将饥饿的女孩从秃鹫的口中拯救出来 ， 痛斥这个摄影师冷血、见死不救 。 即便凯文多次公开解释秃鹫没有攻击小女孩 ， 在按下快门键后秃鹫随之飞走 ， 小女孩也跟着前来领取救济粮的母亲回家 ， 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。

终于 ， 在作品问世一年后 ， 凯文选择烧炭自尽 ， 结束了这些猜疑和指责 。
虽然《听我说谢谢你》的影响和结果远不及《饥饿的苏丹》来得残忍和令人难以接受 ， 但是本质上他们都揭露了一个事实 ， 作品一旦出版发行 ， 它便脱离了原作者而存在 。 它被误读被滥用 ， 其实都与原作者无关 ， 但是原作者却需要对“正义的舆论”负责 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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